当时宋、夏和约尚未正式签订，因元昊不肯自称为“臣”而讨价还价。宋仁宗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但仍留在京师。到了8月，朝廷再度宣布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而由韩琦代仲淹为陕西宣抚使。
宋朝为免去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以文臣领军的举措未免矫枉过正。因此使范仲淹不得不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挺身在军事上为国竭智尽忠。虽然他做出了一番成绩，但领军终非他的特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的全盘性的、政治性的经世抱负一直无法施展，现在终于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由于与西夏作战，边防开支急剧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为改变这种局面，宋仁宗忙命朝臣拿出对策。这时，就有了宋朝的第一次变法，即范仲淹领导的“庆历变政”。
范仲淹受命为参知政事的第二个月，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集二府大臣知杂御史（知杂是掌杂事的意思）以上的官员，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看瑞物。然后问御边大略及施政得失。而最令范仲淹等人诚惶诚恐的则是宋仁宗还赐坐并赠纸笔，要他们条列改革政治的意见。对宋朝来说，开阁召对、赐坐已经是殊礼，现在再来个御赐纸笔，可见皇帝改革的决心是毋庸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