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宋、夏和约尚未正式签订,因元昊不肯自称为“臣”而讨价还价。宋仁宗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但仍留在京师。到了8月,朝廷再度宣布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而由韩琦代仲淹为陕西宣抚使。
宋朝为免去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以文臣领军的举措未免矫枉过正。因此使范仲淹不得不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挺身在军事上为国竭智尽忠。虽然他做出了一番成绩,但领军终非他的特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的全盘性的、政治性的经世抱负一直无法施展,现在终于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由于与西夏作战,边防开支急剧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为改变这种局面,宋仁宗忙命朝臣拿出对策。这时,就有了宋朝的第一次变法,即范仲淹领导的“庆历变政”。
范仲淹受命为参知政事的第二个月,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集二府大臣知杂御史(知杂是掌杂事的意思)以上的官员,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看瑞物。然后问御边大略及施政得失。而最令范仲淹等人诚惶诚恐的则是宋仁宗还赐坐并赠纸笔,要他们条列改革政治的意见。对宋朝来说,开阁召对、赐坐已经是殊礼,现在再来个御赐纸笔,可见皇帝改革的决心是毋庸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