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个东莞有名的大亨张佛恩，便是张细先生当年一手提携过的人。“1981年我与张佛恩一起在村口办了一家‘沙河餐厅’，两年后，恰逢虎门镇大开发，我和张佛恩便联合建了‘龙泉宾馆’，这个宾馆当时在虎门是最高档的。我们三人合的股，我10万，张佛恩5万，还有一个香港人出了两万。可17万哪够盖楼房嘛！那个香港人一分钱不愿多出，于是我又出了30万，后来又贷了一些款。宾馆开张后，生意特火。张佛恩很会经营，宾馆一直交给他打理。6年后，我把我赚的2000万元的股份卖给了张佛恩，继续干自己的行当。张佛恩则一直干他的酒店业，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酒店一家接一家地盖，成了东莞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张细谈起张佛恩时，言谈之间满是欣慰和自豪。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
“我们不是没有吃的呀，我们东莞在解放后一直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大县，六七十年代的东莞和内地一些地方比较起来，是个富裕地带。可是，越是富裕地带，对国家的贡献就得越大啊！”那天在东莞文联办公室，提起当年的辛酸往事，邓慕尧的眼圈都红了，他说，“我最近为我的家乡搞一个村史。六七十年代时，我们村所有的土地都种粮食，每年生产粮食7万担。7万担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然而我们村4000人却粮食不够吃。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你生产的粮食得要上缴啊，缴公粮，缴余粮，还有三超粮、爱国粮。我们生产得越多，贡献越大，可我们自己却穷得掉眼泪。我小的时候是在50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粮食不够吃，每家每户规定多少斤粮食，一个人也就十来二十斤的，肯定不够，当时我们还种那个杂粮，遍地都是番薯。我小的时候，吃的都是一半番薯一半米。我们不是没有米呀，我们遍地都有，但大都上缴给国家了。虎门这个鱼米之乡，有水有鱼，村上的人干活回来，不愁买菜做饭，随便到河里一捞就有鱼，闲时摸鱼捉虾还可到市场卖点钱。1958年开始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要搞共产主义，所有家里的锅都砸烂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记得那年我刚好考上镇里的中学，我去学校得走12公里，都是走路去，走到哪个村，就可以在哪个村吃饭，当时都是人民公社学员，哪里的饭堂都给饭吃，吃到你饱，但这种吃法吃了3个月左右就全部吃光了，后来就没的吃了，接下来很快就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艰难了！我记忆中，1959年最紧张，我们学生每顿也就2两米。当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没的吃呀，不但要读书，还得挑砖挑瓦建校舍，办小农场，农忙季节还要下乡抢种抢收，劳动强度也很大，你吃这么一点怎么够呢？学校发动我们上街捡香蕉皮，砍香蕉树，剁碎了后连同那个发黑的木薯粉混在一起吃，那时可真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