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必须提一句的是,这个纪录片是不能公开播放的,即所谓的地下片子。其实,它所有的只是一个老人讲了些自己过去的故事,但是还是见不得天日。小时候,总是听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可惜的是,现在要讲过去的故事,也没那么容易。
乡下人的革命性
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且好得多,进城的农民,好不容易才混上了工人的饭碗,当然不会情愿将它丢了,所以,只有在工人运动合法的时候,还能搞起什么大罢工,一旦如吴佩孚之流的军阀翻了脸,开始镇压罢工,那么工人运动也就只能偃旗息鼓了。后来搞起武装斗争了,革命就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当然乡下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才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被逼急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百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