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必须提一句的是，这个纪录片是不能公开播放的，即所谓的地下片子。其实，它所有的只是一个老人讲了些自己过去的故事，但是还是见不得天日。小时候，总是听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可惜的是，现在要讲过去的故事，也没那么容易。
乡下人的革命性
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且好得多，进城的农民，好不容易才混上了工人的饭碗，当然不会情愿将它丢了，所以，只有在工人运动合法的时候，还能搞起什么大罢工，一旦如吴佩孚之流的军阀翻了脸，开始镇压罢工，那么工人运动也就只能偃旗息鼓了。后来搞起武装斗争了，革命就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当然乡下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才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被逼急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百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