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卷土重来,其在资本、技术与市场方面的优势,使民族资本企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洋货输入,使原本有所扩张的国内市场再度缩小;与国货相比,洋货质高价低,更有竞争力;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更使洋货处于压倒国货的优势地位。洋货入口只需缴纳7.5%的关税与子口税,由于进口物价的上涨,实际税率较名义税率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年),税负重重的国货自然无力与之抗衡。曾有人就国产食糖与进口食糖的价格两相比较后,不无辛酸地说,国产食糖“陆运有厘金之恶税,海运又课二重之关税,与日本之糖相较,成本乃相悬殊。就令有爱国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贵糖而不食贱糖。”随着列强资本输出的扩大,在华外资厂矿越来越多,它们规模大,设备好,并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具威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给北京政府财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说:“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销,俱无征税……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货竞卖。”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开滦煤矿,吨煤成本为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仅占成本的17.8%。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自然有其优势,而华资企业的发展自不无艰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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