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主张崇拜上帝,废弃一切偶像,包括对祖先的崇拜,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崇拜观念;而上帝是西方基督教的崇拜对象,因此被社会指斥为“从番”。而且,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到列强侵略欺凌,爱国情绪正炽,宣扬基督教更引起中国人的误会和忌恨。
三是洪秀全对基督教并不熟悉,《劝世良言》并没有高深的宗教理论体系,而且不合中国国情。因此,初创时的拜上帝教理论贫乏,不能说服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洪秀全熟悉儒学,而且深刻感受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巨大影响力。因而,他采取了合理选择,把基督教与传统的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使皇上帝中国化。这样,不但能使皇上帝在中国人的信仰中较容易地取代旧的偶像,而且还能使他的传教活动获得合法的存在空间,并且可以弥补拜上帝教理论肤浅和贫乏的弱点。
因此,洪秀全大量地从儒家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料。在他早期著作中,保存了大量的、浓厚的儒家思想及其学说,而且儒学成分多于基督教成分,显示初期拜上帝教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
最后,教义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局限。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拜上帝教义的经典。此书是梁发所编译。梁发为一印刷工人,文化程度有限。《劝世良言》选自圣经若干片段,“虽其译文甚为忠实,然因多译自外国方言,又无序言及注解”,难以读懂。洪秀全只得“自行揣摩,又常多错解”。因此,当有人偶尔问起《劝世良言》书中代词究是何人,洪秀全只有“默然不答”,或者干脆曲解为指自己本人。因此,一年多传教活动的失败与洪秀全宗教知识的贫乏颇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