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卷土重来，其在资本、技术与市场方面的优势，使民族资本企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洋货输入，使原本有所扩张的国内市场再度缩小；与国货相比，洋货质高价低，更有竞争力；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更使洋货处于压倒国货的优势地位。洋货入口只需缴纳7.5%的关税与子口税，由于进口物价的上涨，实际税率较名义税率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年），税负重重的国货自然无力与之抗衡。曾有人就国产食糖与进口食糖的价格两相比较后，不无辛酸地说，国产食糖“陆运有厘金之恶税，海运又课二重之关税，与日本之糖相较，成本乃相悬殊。就令有爱国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贵糖而不食贱糖。”随着列强资本输出的扩大，在华外资厂矿越来越多，它们规模大，设备好，并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具威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给北京政府财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说：“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销，俱无征税……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货竞卖。”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开滦煤矿，吨煤成本为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仅占成本的17.8%。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自然有其优势，而华资企业的发展自不无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