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撰体例上，《汉书》在继承《史记》的基础上亦有所发展。与《史记》一样，《汉书》也是纪传体史书，所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班固著《汉书》，集中记述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著述体例，成为历代“正史”的典范。刘知幾大为称赞《汉书》断代为史，《史通·六家》曰：“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在内部体例上，《汉书》大体依据《史记》但也有改动：《史记》有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体”，《汉书》则改为纪、表、志、传“四体”。《汉书》废世家，将诸侯入列传。在班固看来，汉代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的诸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已有着本质的不同，故因时损益而废世家一体。《汉书》既以“书”为名，故改“书”为“志”。更重要的是，在继承《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汉书》的十志更为系统而丰富，尤其是《汉书》的食货、刑法、地理与艺文四志，系统记述了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从而开拓了法制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等各种专门史的著述范例，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史学相同，天人关系是班固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班固的天人思想，既综合继承了前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亦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汉书》的天人思想的来源是多种途径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神意与人事两个方面。与《史记》一样，《汉书》所记述的“天”的内容亦可以概括为自然之天与神性之天。与《史记》不同的是，《汉书》在处理自然之天与人事的关系时候，其无证不信的思想削弱了；在处理神性之天与人事的关系的时候，班固虽然也认识到人事对天命的影响，但也大谈天命决定人事而非人事影响天命。班固的天人思想受到汉代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