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胡扯了，”克拉拉说，“你明知道这对我有多糟。我非得去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可，这会进我的档案，我再也出不了车间了。还有，我想知道，你许给我的那个模特儿的工作进展如何。我不能再在你这地方睡觉了。我会老是担惊受怕的，怕他们来找我。今天我就要回契克拉维茨去。”这是一次谈话。
那天下午，在系里开完会，我又有了第二次谈话。
系主任，一位头发灰白的艺术史家，一个聪明的老头，请我到他的办公室。
“我想，你知道你那个刚发表出来的研究对你自己可没什么好处吧，”他对我说。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说。
“我们中的许多教授认为文章牵涉到他们的观点，而教务长认为文章是对他观点的攻击。”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我说。
“没什么，”教授答道，“但是你三年任期已满，一些候选人要竞争这个职位。委员会按惯例是把这个职位给予已经在这个学校教过书的人，不过你能肯定这个惯例也会适用你的情况吗?但这不是我想对你说的。对你有利的是人们一直说你正常上课，你很受学生们欢迎，你教给了他们一些东西。然而你甚至也不能指望这一点了。教务长告诉我说最近三个月你根本就没上课。而且竟然无故旷课。好了，就这一点已经足够立即解雇你了。”
我对教授解释说我并没有拉下过任何一节课，这完全是一个玩笑，我告诉了他关于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和克拉拉的全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