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静的树荫下，
有让-雅克·卢梭的遗体，
友谊立起了墓碑。
在所有敏感的心灵里，
已为这个能感知一切的圣人，
树立永恒的纪念碑。[16]
雅各宾派上台后，里尔丹瞬间沦为卢梭的背叛者。在迁墓问题上，他触逆了革命家马拉的固执想象。激进派以为那些去埃莫农维尔祭拜卢梭的贵族和有钱人玷污了革命理念，1791年，陆续有人向国民公会请愿，将卢梭的墓移入先贤祠。里尔丹不同意，卢梭向他表达过两个遗愿：去世后由医生解剖遗体，确定病灶所在；远离腐朽之地，安葬于大自然，以天空为穹顶。迁墓一事，里尔丹认为违背逝者遗愿，也就是“违背自然法、公民法、宗教法和人的权利”[17]。而马拉坚持迁墓，卢梭葬在埃莫农维尔，国家叛徒、堕落者和丑陋的作家都能参观，有违卢梭的荣耀身份——“真理与自由的先知”“堕落风俗的复仇者”“人道主义的捍卫者”“民族神圣权力的复兴者”[18]。所以，卢梭的墓地不再是地理方位是否优越、或是否遵循逝者遗愿的问题，而是保卫革命与反对革命的问题。里尔丹未意识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一个贵族家庭的荣耀在动荡的时局里坠落。
革命政府决定迁墓前，特蕾兹曾对拜访埃莫农维尔的人说卢梭适得其所，但陡然间她改变了立场，否认卢梭希望安葬于此，转而指责里尔丹说谎：“我对里尔丹先生的不当之处和缺乏谦逊的态度很生气。”[19]特蕾兹的转变是否迫于政治压力不得而知，但里尔丹一家人的命运从此凄凉，甚至是悲惨。1793年8月13日，埃莫农维尔市政官来到里尔丹家族的城堡，问他们是否坚持爱国立场，商谈不理想，市政官决定限制一家人的活动，在城堡大门贴了封条。里尔丹的两个女儿瓦希（Vassy）夫人和巴巴塔纳（Puget de Barbantane）夫人遭到羁押，关在巴黎北部小镇桑里斯（Senlis），8月15日转移到尚第里（Chantilly），1794年年初又转移到巴黎的监狱。期间，瓦希不能与十岁的孩子见面。里尔丹四个儿子的命运同样起伏不定，阿玛布尔（Amable）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被关在圣日耳曼（Saint-Germain-des-Près），1793年离世，其他人也被收押。[20]现在虽未发现关于里尔丹心理变化的档案，后人多少想象得到他在世事无常中的恐慌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