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这样一些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其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政治情境、较为微观层面的所置身的具体环境与条件两个方面。
宏观政治情境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叶澜在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世纪问题进行审视时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确实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所遇到
的第一大问题，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前者对后者的控制与渗透程度，影响的正负效应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可以说，两者关系性质的多样性和多层面性，已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但教育学界真正深入系统的全方位的反思，在此基础上的重新全面认识尚未完成。这个问题在21世纪还会存在，但不会再处于影响新世纪教育学发展的第一大问题这样‘显赫’的地位。因为中国正在向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大方向发展，它将为中国的科学与学术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①这样一种问题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同样存在。宏观政治情境不仅决定着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存在状态，而且会影响到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方式。例如，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氛围中，功能论与冲突论的理论方式可能会分别处于主导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