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通过说明“天之能”和“人之能”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了“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是万物“生植”的条件，而“人”则是按照“法制”进行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伦理活动的。当然，刘禹锡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也看作是“天之能”，显然是不对的；但他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倾向大致是不错的。第三，试图从认识论根源上说明人们在“天人之际”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刘禹锡结合对于社会历史的考察，认为在“法大明”“法小弛”“法大弛”的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于“天命”的认识是不同的。他的结论是：“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16]这就是说，“天命”是乱世造成的；“天命”本不存在，是人们在“是非易位”的情况下，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而“举归乎天”，并不是“天”真的能够干预人事。刘禹锡的《天论》补充了和丰富了柳宗元的《天说》，所以柳宗元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17]。由韩、柳的争论而引起刘、柳的切磋，把中唐时期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