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朱之学相反,王守仁心学的逻辑基点是“心即理”,理论的最高范畴不是虚构的、超验并外在于事物的“理”,而是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实体——“心”。王守仁批评程朱之学的“性即理”说是使“物理吾心终判为二”,分世界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理与气、道与器、理与欲、道心与人心等为对立的二元,所以他要以“心”统一世界:“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理岂外于吾心耶?!”[10]心的表现是良知。良知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天赋内在的道德规范。在此理论的基点上,王守仁批评程朱之学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而“离行言知”是“玩物丧志”[11];“先儒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12]并对应地提出向内发动道德自觉意识的所谓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以及知行并举,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的知行合一的理论。
王守仁虽然提出“心即理”的心学理论反对程朱之学“性即理”的旧说,但是其学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程朱之学毕竟是钦定的官方哲学,与之相违,往往被人视为异端。况且当时与王阳明并世的还有罗钦顺、余祐、吕柟、湛若水等学者,构成王学的反对派,在学术界同王阳明鼎立对峙。尤其是随着其学说在社会上的影响渐渐扩大,攻击毁谤也开始出现。当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便上书“倡议论劾,以遏正学”,要求对王学“宜严禁以端士习”。嘉靖二年(1523年)南宫策士,又以“心学”为问,阴以辟王阳明。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减少阻力,力图证明自己与朱熹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便从朱熹的著作中选出34条与自己学说相吻合的语录,撰写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想以此说明世上所传的《四书集注》等书,都是朱熹中年时的未定之论,到了晚年,“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守仁依偎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只是“思改正而未及”[13]。王守仁这种“引朱合陆”的做法,自己也承认是:“盖不得已而为此”[14],说明当时王守仁心学对程朱之学突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