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