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府兵制废止，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唐朝的军费急剧增加，天宝末年，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开元初期的7倍之多，每年用于边防军费的支出，仅绢布一项，就已达到1100万匹之巨。
其次，募兵制下的职业士兵不同于兵农合一的义务兵，没有对土地和家族的眷恋，容易为边将所用，助长地方军事势力。
再加上节度使掌握地方大权，边境地区战事频繁，“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内外军事力量失衡。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坐拥唐朝边防兵力总数的五分之二。
安禄山、史思明等地方势力不仅拥有一支大军，还集结了一批能人志士，其幕僚中不乏科举落第和仕途失意的士人。开元、天宝年间，统治集团沉醉在大唐盛世的迷梦中，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深刻变化，一些寒门贫士却求路无门，被时代无情抛弃。
36岁的杜甫赴长安应试时，宰相李林甫以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让应考者全部落榜。此后杜甫困居京城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却无人赏识，不得重用，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年过半百的高适仕途受挫后，辞官前往凉州，反而是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时才飞黄腾达，也代表了当时不少文人投靠边将的境遇。宋代苏轼评价这一情况时曾说，“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