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辛成了评论家的靶子。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篇文学作品被点了名，对作家来说，有点像剑侠小说中，被武林高手点中死穴一样，顿时昏厥麻爪，立感天日无光，眼前一片漆黑，下场不敢想象。这种痛苦莫名的体会，不佞也是亲身感受过的。甚至到了解放以后，都在铁道部系统工作，有机会认识这位丁克辛，早年被整肃过的惶惶然，还时不时在他脸部阴影中流露出来，这你就不得不感叹，评论一旦等于权杖，是多么可怕了。
坦白讲，我也是侥幸活到七十出头的人了，虽然被评论的权杖，打得七荤八素过，但贱命之人，倒也耐得作践，至今仍在文坛厮混。不过，在夜里做身陷恶狗村的噩梦，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说明那些年里权杖式的评论，对于作家威慑力之深远，保质期竟达好几十年之久，到达下意识中，至今，每一念及，犹不寒而栗。估计这被狗狺狺然吠叫出一身冷汗的梦，非要做到死不可了。
可我为丁克辛抱憾的一点是，那么早就被批了，那么早就挨整了，从此，一生的写作魂魄散了，但解放以后，他还想振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丁又写了《父子英雄》，发表在《人民文学》，结果被那时一言九鼎的周扬扣上“个人英雄主义”，再次跌落到谷底。由于在张家口对他的批判，传播的范围，充其量，仅仅是晋察冀边区而已，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扬的批评，又是他点的一串名中最后一个，小拨拉子而已，既达不到延安时期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影响巨大，“青史”留名的程度，也不及建国后历次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那样大张旗鼓，家喻户晓。虽然臭得从此抬不起头来，却没有遐迩皆知的臭名，有点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