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在新的地方立足，它就必须找到它在此地的对应点，引起共振与共鸣，否则便会被绝对排斥在外。东汉末年，由于孺学独尊，佛教受到种种限制，是得不到社会重视的，儒学的人世精神，又恰恰与佛家的出世完全对立，所以“儒林之所说，未闻修佛道以为贵”（《牟子理惑论》），佛学始终湮没无闻。
有人说，佛教本身具有一种潜在力，其传播与渗透是超民族、超阶级的，这未免说得神乎其神了。就拿中国来说，佛教的迅速传播，不外乎基于两点原因，一是魏晋的现实，二是玄学的兴起。前者是现实的基础，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人们在尘世没有一点希望之光，于是便祈求来世的光明。‘政刑谬乱”、“民不堪命”、“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老百姓再也不相信统治思想中粉饰现实、 自我欺骗的一套东西了。佛教承认现实世界就是一个“苦海”，所以多多少少先讲了几句真话，不能不在人民中引起同感，它便有了立足之地。后者则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玄学也讲究出世，讲究超脱现实，许多传译佛学的僧侣，则利用中国人习惯的玄学的概念来译解佛学的理论，由文字“格义”到思想会通，先依附于玄学，再进而与玄学合流。也就是先披上中国文化的外衣，再取而代之——事实上并不曾这样，而是被改造为中国化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