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情形则又是一种，它的用刑是颇伤于宽纵的。而其所以伤于宽纵，则大抵因政治废弛之故。按《元史》说：“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这所谓严刻，也不尽是金律害它的。只要看乃蛮皇后的旨意，奥鲁剌合蛮所出的主意，令史不肯宣传的断其舌，不肯书写的断其手，就可知道蒙古人的用刑是怎样的了。“世祖时始定新律……号曰《至元新律》，仁宗时，又以格例条划，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取前书而加损益焉……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亦用笞、杖、徒、流、死五刑，而笞、杖皆减十为七。《元史》说：“……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烦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例，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识者病之。”可见得元朝用刑的宽纵，全是政治废弛的结果。至于“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则大约是受喇嘛教的感化，和纵囚祈福同一心理。这种煦煦为仁的好处，实在敌不过“令西僧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的坏处。要知刑罚是贵于“平”，固不应当“严酷”，亦不当一味“宽纵”的。又元朝因笃信宗教之故，当时的宗教徒在法律上也颇享些特权。看《元史·刑法志》所载下列两条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