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垦辟和放荒，扩大田赋征收。所谓“垦辟”，主要是对战乱期间撂荒耕地的垦复。还在太平天国起义余波未息前，清廷已谕令各地方官对每一地方收复之后，即“招集流亡，垦辟地亩”。1869年重申前令，切实讲求招垦开征事宜。到同治朝末朝（19世纪70年代中），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一般都设立了招垦的专门机构，订立章程，查勘荒地，并采取了一些鼓励客民入籍垦荒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未能完全恢复原有的耕地，特别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绝大部分的撂荒地都尚未垦复。所谓“放荒”，就是继续采取咸丰年间开放和招民开垦口外、关外围场禁荒的措施，在热河、察哈尔、内蒙和东北等地，对围场、旗荒和其他官荒作规模更大的丈放升科。在奉天，于1867年开始对盛京附近已垦荒地50余万亩清丈定则，此后由近及远，对各地垦熟地亩逐一丈量升科，到同治朝末，仅凤凰瑷阳城和汪清门外南北一线，已有升科熟地180余万亩。在吉林，户部于1868年要求吉林将军加强放垦措施，防止吏胥舞弊和流民私垦，并清查私垦和浮多地亩。在黑龙江，也于同治年间开始招民试垦，到1869年，放荒地亩已有20余万垧，但与可垦地面积比较，只占极小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