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马之相以蠲除之者，犹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国政之兴革，岂此喧呶一往之气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纲之得众心者，惟请内禅，守京都，保市廛庐舍之鲜华，偷朝菌蟪蛄之宴乐。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万生齿流离于雨雪至之下，死者过半，则固不如早捐其总于货贿之情，远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生自庸也。而妇人稚子感纲之德，交(质)[赞]于室，以动蚩蚩之众，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礼，践蹂宫门，国其尚可以安存乎？
且夫司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亲政之后，天子厚其疑忌，以为是率乱民而胁上以相己者，固已目无君上。则勒名党碑之首，尽反元之为，以恣章、蔡京之奸，皆此致之。若纲，识虽不足，忠则有余，主奸臣，固无得闲以相为仇忌；而一窜再窜，志终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为朋党，以宋世不再举之刑，施之陈东。无他，惟伏阙呼号者不逞，而与天子争权，迹已逆而心终不可白矣。